梅洛庞蒂符号
梅洛庞蒂符号是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所提出的一种哲学概念，指的是人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根据梅洛庞蒂的理论，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在世界面前没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反而是在世界之内和之中的存在。因此，梅洛庞蒂认为，我们必须通过感知和经验来理解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我们与环境的合作和共生。梅洛庞蒂符号则表示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它源于我们的身体感知和对环境的积极参与，因此不是被动意识形态的反映，而是积极的合作和感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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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是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义盛行年代与萨特齐名，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知觉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起被视作法国现象动的奠基之作。梅洛·庞蒂和萨特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历：早年丧父，“从来没有从一个不可比拟的童年之中复原过来 ”。1926-1930年在巴黎高师学习哲学，1930年通过大中教师学衔考试。1934年通过博士论文《现象学与格式塔心理学中的知觉问题》。二次大战开始后应征入伍，参加抵抗运动，在中学教书、在巴黎高师担任辅导教师，开始在学界产生影响。在此期间，他与萨特等左派知识分子一起创办《现代》杂志，但因上的分歧很快分道扬镳。后来梅洛·庞蒂先后在里昂大学、巴黎高师、巴黎大学任教。1952年进入法兰西学院。1961年，梅洛·庞蒂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时年仅53岁。他的英年早逝，令法国学界震惊、遗憾。和他已决裂的萨特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梅洛·庞蒂》纪念他昔日的战友和同行。
德国现象学进入法国是法国思想界的一个“事件”。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法国哲学的面貌。现象学在法国的接受始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40年代到五十年代演变成为法国“存在”思潮，被称作现象学的“存在主义转向”。至六十年代发生以勒维纳斯为代表的现象学的“神学”转向。梅洛·庞蒂在法国当代哲学中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是第一次转向最杰出的思想家。法国著名哲学评论家德贡伯认为梅洛·庞蒂是法国现象动的真正代表，开创了法国存在现象学的道路。和萨特相比，他在哲学上的重要性更加纯粹。梅洛·庞蒂1929年就在巴黎参加胡塞尔举办的《先验现象学》的四次讲座。几年后，他在《法兰西哲学通讯》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知觉本性的研究计划》和《知觉的本性》 。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行为的结构》（1942年）就是他现象学研究和行为主义、动物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在这一年，梅洛·庞蒂读到了《国际哲学杂志》为纪念胡塞尔的专号，其中有胡塞尔未发表过的《作为历史意向问题的几何学起源问题》，还有芬克的《胡塞尔的现象学问题》等文章。梅洛·庞蒂对现象学的兴趣和研究愈加深入，他为《哲学研究》杂志写过一篇有关胡塞尔的论文。大战期间，胡塞尔受到纳粹离开了弗莱堡。胡塞尔去世后，一位勇敢的比利时年轻人伯雷达（1911-1974）冒着危险来到胡塞尔夫人那里，几经波折，把四千多页胡塞尔未发表过的手稿带到比利时的卢汶。梅洛·庞蒂1939年3月到卢汶查阅了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观念II》未发表部分及其它手稿，对他以后的现象学研究影响深远。大战期间，伯雷达计划在巴黎筹备成立征集胡塞尔未发表手稿的组织。梅洛·庞蒂和越裔学者唐·迪克陶都非常关注这件事。唐·迪克陶在1944年从卢汶带回了一批胡塞尔的重要手稿回到巴黎。梅洛·庞蒂是法国当时利用这批资料最多的学者之一。也是在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探索和研究的基础上，梅洛·庞蒂完成了他的巨著《知觉现象学》（1945）。之后还有《人道主义和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辩证法的探险》（1955），《符号》（1960）等哲学著作出版，还有一些著述和讲稿在梅洛·庞蒂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眼与心》（1964），《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自然》（1995）。
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所以他的哲学研究涉及多种领域。当然，首先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从胡塞尔那里，他懂得了如果不倾向被思想的对象，思想就永远不存在：这就是意向性。在他看来，既然现象学是对人的实在经历的存在的描述，那麽它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是白的，也不可能完全是黑的。这种现象学描述的是实在物，也就是描述处在自在与自为之间、意识与物质之间、自由与自然之间的东西。也可以说“两者之间”的东西是梅洛·庞蒂的关心所在。换句话说，知觉的主体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这个主体同时是思维着的主体，又是肉体的我。所以，就必然有物质，又有自我意识，人的肉体不能纵情存在。所以，人既是自由的，又是决定的，既主动又被动。人是身体和思维不可分割的存在，使得世界与人生都成为暧昧、摸棱两可的。所以也有人称梅洛·庞蒂为“暧昧的哲学家”。
其次，梅洛·庞蒂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他把现象学引向本体论。他认为回到实事本身，就意味着回到先于认识而认识又总是要谈论的世界。他反对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立场，批评它们把科学的观念看成实在的镜子，设定自在世界，认为真实的意识可以用因果关系的形式与之发生联系。梅洛·庞蒂则认为哲学的首要活动就是要从客观世界回到经历世界中去。不存在内部的人，人总是在世界之中，只有在世界之中才能认识自己。他大概是他那一代学者在精神上最与海德格尔这位“德国思想大师”相通的少数几人之一。海德格尔在梅洛·庞蒂逝世后写的一封信中说：“虽然我本人没有见过梅洛·庞蒂，但通过他所说的和他所主张的，我可以想见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自由和诚实的精神，他知道思想的事情是什麽，知道思想要求什麽……我们感到安慰的是，这位刚刚离去的朋友，他已经在一条真正的思想道路上留下足迹，这条路通向从未被世俗的喧嚣吵闹和惟利是图的所染指的领域”。
再次，就是格式塔形式理论的启迪，这使梅洛·庞蒂的结构研究对于以后的法国结构主义产生很大影响。这里还应补充加入他对心理学和行为主义的出色研究。在梅洛·庞蒂早期的著作中特别是《行为的结构》中已经提出一种“结构的哲学”。梅洛·庞蒂在这方面的论述极富法国特色。他对行为的研究是为着关注意识和自然的关系，但法国传统的习惯是用灵魂和身体的统一来表述这个问题的。意识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发生关系的那一点，就是意识存在的身体。而形式理论则可以产生更高层次的分析。梅洛·庞蒂希望综合形式心理学和行为主义。行为在他看来是结构化了的总体，是一种有意义的总体。这种结构不是物，也不是意识，更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对一种处境召唤的回答。他认为，意向从中发射出来的自我，承受意向的身体，意向趋向的诸物，这三者就是经验的活的统一中的不可分割的三项，意味着一个行为结构。而结构的概念在梅洛·庞蒂那里表现为形式心理学的格式塔结构。自然就表现为一种“形式的宇宙”，各种形式按有等级的次序排列：不完整的物理形式，完整的人类形式：“物质、生命和精神应是不平等地参与形式的自然之中，它们代表着完整的不同等级，并且最终构成一种等级，在其中，个体性总是越来越多地自我实现[4]”。这里可以看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精神在梅洛·庞蒂思想中的渗透和融会。
从根本上讲，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沿循的仍是法国人特有的“我思”的笛卡尔传统。但他的我思并不包容“我在”，“我思”在“我在”的超验运动中完整化，这是梅洛·庞蒂存在现象学的意图和界限：回归存在。这也是萨特等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共同主张：“我在”优先于“我思”，“我思”赋予“我在”以意义。梅洛·庞蒂和他的同代人一样，坚持笛卡尔以来的基本哲学教益，但又对之进行改造。也出于这样的立场，他用知觉哲学的思想，求助于索絮尔的语言学奠定了他的现象学的历史哲学观点。他以此反对萨特只注意到人和物的二元论，忘记了历史、象征、符号，而不懂得世界间的东西。在《辩证法的探险》中，梅洛·庞蒂从对知觉理论的现象学研究转向了历史、社会的现象学研究，即可称之为“意义本体论”的理论研究。其实，历史是物中间的人与人的关系。我与他人中间的是世界间。这样，身体是人存在于世的运载工具，话语属于意义，他人是我的世界构成的前景。整个历史不是无意义的，但又不是只有一种意义。历史不能提供真理，却可能使我们避免一些错误。绝对的历史不存在，它只是对无意义的一种消除，它的意义是未完成的，是开放的。
最后，还应提到，梅洛·庞蒂在美学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梅洛·庞蒂本人在绘画艺术、文学等方面造诣颇深。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以现象学的方法关注“非表象”的东西。这和以后的勒维纳斯和德里达等关注“不在场”应该是相通的旨趣。在《眼与心》中，他结合绘画艺术，特别指出见者和可见物之间互相召唤，画中物在自己描述自己，艺术作品是反映彼世的东西，这就是知觉。而在他身后发表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中，他进一步提出问题，指出本体论超出我们知觉和此在的“原始存在”。而以画家塞尚为例说明：最原始、最本原的存在，就是没有人的东西。即反思之前向我们显示之物的绘画。自然中存在某种召唤各种绘画的东西，被画的山召唤画家。所以，注视就是看到可见物的非肉身化的过程。诸如颜色那样的可见物并不是坚硬、象视线那样展开的碎片，而是不同方向中的窄路，相对不可见物而使不可见物回响的东西。这些看法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由于梅洛庞蒂的哲学涉及多种领域，又建立在“暧昧性”之上，所以他的思想以至态度比他的同代人（比如萨特）要温和。他说过：“我只是要指出哲学不再应该按照上帝、人、被造物的划分来进行思考……”但他先于许多人（比如利科）把意识哲学、辩证法和语言学、心理系起来。先于许多人（比如新哲学家们）更加彻底和恰当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论。他的思想影响了勒富尔、加斯多里亚蒂、利科等许多学者。近些年来，随着现象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梅洛·庞蒂的思想也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他提出的问题和思考将继续吸引和启迪后来人。
符号学的符号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符号学作为一种理论正式起飞。索绪尔符号学直接发展成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大潮。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人，把结构主义发展成为六十年代最显赫的学派；符号学开始卷入其他思潮：马克思主义（戈德曼、阿尔都塞）、心理分析（拉康、克里斯蒂娃）、现象学/解释学（梅洛-庞蒂、利科）等。这些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名叫“结构主义”的运动，但是他们却毫不讳言对符号学的热情。在稍晚时候，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开始在苏联形成；而艾柯、西比奥克等人开始发展皮尔斯这一支的符号学。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符号学成为人文社科规模宏大的方。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索绪尔模式一家独大。 《当代符号学译丛》译丛八本已经由四川教育出版全部出版
《存在符号学》Existential Semiotics，by Eero Tarasti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The Impact ob Philosophy by Semiotics, by John Deely
《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by Robert Hodge & Gunter Kress
《符号自我》Semiotic Self, by Norbert Wiley
《香烟，高跟鞋，及其他有趣的东西：符号学导论》Of Cigarettes, High Heels, and Other Interesting Things: An Introction to Semiotics，by Marcel Danesi
《酷：青春期符号与意义》Cool: The Signs and Meanings of Adolescence (Toronto Studies in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 by Marcel Danesi
《音乐，意义，传媒》Music, Meaning & Media，edited by Pekkilla et al
《传媒符号学》Media Semiotics: An Introction, by Jonathan Bignell, 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张杰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赵毅衡
一、Eero Tarasti: Sings of Music: A Guide to Musical Semiotic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2
塔拉斯蒂，《音乐符号：音乐符号学导论》，共224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3万净字数。作者：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国际符号学会现任会长，著名音乐符号学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权威。这本书是他及1996年开创学科的《音乐符号学》之后另一本著作，比较普及化，尤其是对不太熟悉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读者来说，比较容易读懂。
译者：陆正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艺术系副教授，“音乐符号学”课题负责人。
二、Susan Petrelli and Augusto Ponzio，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佩特里利与彭其奥：《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敞开网络的解释路径》，共620页，正文556页，译成中文大致是30万净字数。
作者：彭其奥与佩特里利都是意大利巴里大学教授，当代符号学“意大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国际著名的符号学家，“符号伦理学”的创始人。这本书是当代符号学的名著，检查了符号学在新世纪展开的新的幅度，尤其是伦理符号学，环境符号学等新的领域。
译者：王永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Chinese Semiotics刊物执行编辑
三、Marie-Laure Ryan:Avatars of Stor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
瑞恩：《故事的变身》，原作275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6.5万字（净字数）
作者：瑞恩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近十多年来对符号叙述学，以及“可能世界理论”等叙述学的扩展做出了引起学界广泛注意的贡献，被认为是打开了传统叙述学的疆界。尤其在数字叙述，游戏叙述等诸种新领域，是国际学界领军人物。此书《故事的变身》影响巨大，在国内学界尚无成熟的游戏叙述研究。
译者：张新军，湖北郧阳医学院外语部教授，负责“瑞恩研究”国家社科课题。
四、Darlene Juschka，Political Bodies/Body Politic: The Semiotics of Gender, Equinox, 2009.
裘什卡，《身体/身体：性别符号学》232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4万字（净字数）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用符号学研究性别问题的书，非常重要。作者是加拿大雷吉纳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系教授。她在本书中处理了一系列在符号学发展史上有开拓性的问题。其导论部分是性别研究符号学的框架勾勒。符号学在这个领域的进展，将吸引大批学者和学子。
译者：程丽蓉，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文艺与传媒硕士点负责人。著名性别研究学者。 “符号学译丛”是“中国符号学丛书”的姐妹工程。丛书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开阔的国际视野，紧密关注国际符号学研究的新动向，致力于及时、准确地把国际符号学研究的新成果呈献给国内读者。其译者既有久负盛名的翻译家，也有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学者。译丛书包括C.S.皮尔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兹韦坦·托多洛夫、詹姆斯·雅各布·李斯卡、苏珊·佩特丽莉等重要符号学者的作品，为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打开了国际性的理论视野。
李斯卡的著作《皮尔斯符号学导论》是当代皮尔斯符号学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也是四川大学出版社“符号学译丛”的重点项目。该书一手资源丰富翔实，理论解释深刻、清晰，较为准确地勾勒了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概貌，从而成为国外符号学者的案头读本。
现已出版有：
（1）《皮尔斯：论符号 : 附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美]皮尔斯（著 ）赵星植（译）
（2）《符号疆界 :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意] 苏珊·佩特丽莉 （著） 周劲松（译）
（3）《影像化的现代 : ——语言与影像的符号学》[日]宇波彰 （著） 李璐茜（译）
（4）《符用学研究 : 符号学译丛》[法] 丹尼斯·韦尔南 （著） 曲辰（译）
（5）《生命符号学 : 塔尔图的进路》[爱沙尼亚]卡莱维·库尔 （著） 彭佳 等 （译）
梅洛·庞蒂的含混美学
1.交织
世界是交织的、含混的，也是知觉的，它需要用身体和空间来重塑和重构。身体的空间性，也就是厚度或深度，是不可取代的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式。“我”可以通过“我”的身体感知世界和他人，也能够领悟文化、艺术以及一切知识。但“身体的厚度远远不能与世界的厚度对抗，相反，身体的厚度是我通过把自己构成为世界、将事物构成为肉身而进入事物的中心的唯一方式”[9]167。因而，身体就是与世界沟通的手段和方式。所以，梅洛—庞蒂说：“身体不再是视觉与触觉的手段，而是视觉和触觉的占有者。……我不是按照空间的外部形状来看空间的，我在它里面经验到它，我被包纳在空间里。总之，世界环绕着我，而不是面对着我。”[11]67身体与空间是交织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贯通。作为知觉的体现，身体的这种交织性和侵越性就体现在对空间的把握和对世界的占有上。
梅洛—庞蒂因此认为：“事物的侵越性与潜在性并没有进入到它们的定义中，表达的不过是我与它们当中的一个，即我的身体的不可思议的相互关联。”[11]157自我的表达和意义的展现与身体密切相关，这也就必然要涉及到语言和表达的问题。但梅洛—庞蒂坚持认为：“只有当只想思想的聚合性的言语具有足够数量、且足够雄辩以便没有歧义地指向我，作者或其他人 指示思想，以便我们拥有思想物化地呈现在言语中的整个经验时，我们才说一种思想得到了表达。”[12]所以，语言既是一种表达，又是一种互逆性的不透明空间，它牵涉到言语及其运用，牵涉到自我、他人和世界的存在。在这里，深度空间是潜在的和诱发式的存在。只是，“我称之为深度的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是，或者是我参与到一个没有的存在中去，首先是一个超越了全部视点的空间存在中去。事物彼此侵越，因为它们一个外在于另一个。其证明是，通过注视一个画面，我能够看见其深度。”[11]57这样，由身体引发的语言及其表达就会在其绽露的过程中凸显其深度空间。梅洛—庞蒂通过塞尚的画看到：“当塞尚寻找深度时，他所寻找的乃是存在的这一爆炸，而深度处在全部空间样式中，也处在形式中。”[11]72
由此，这种深度空间与主体的身体空间紧密相连，并获得意义和思想。“身体空间并不如同那些事物一样是随便一种样式、广延的一个样本，它乃是被思想称之为‘它的’身体之所处，是思想寓居的一个处所。……思想不是依据自身，而是依据身体进行思考。在把思想与身体统一起来的自然约定(pacte naturel)中，空间、外部距离也获得了规定。”[11]62-63在身体与空间的交织中，自我不断调整自己的视角和能力，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和时间，并最终将个体与世界、自我与他人、语言和艺术纵贯融通。梅洛—庞蒂认为：“正是通过把他的身体借给世界，画家才把世界转变成了画。为了理解这些质变(transsubstan-tiation)，必须找回活动的、实际的身体，它不是一隅空间，一束功能，它乃是视觉与运动的交织(entrelacs)。”[11]35这种交织首先是知觉层面的，而后是身体和空间层面的。那么，在这样的交织中，艺术与美将会自我绽露和不断涌现。
梅洛—庞蒂说：“一部小说，一首诗，一幅绘画，一支乐曲，都是个体，也就是人们不能区分其中的表达和被表达的东西、其意义只有通过一种直接联系才能被理解、在向四周传播其意义时不离开其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存在。”[3]200这些个体的美的事物或艺术品借助于某种介质来达到它的传达和表现，显然，这就是“身体”和“空间”。“我们的身体是活生生的意义的纽结，而不是一定数量的共变相的规律。”[3]200那么，身体将会主动地应和这些美和艺术，将自身的“配置”重新灌注到深度空间中。二者的这种互相交织，更进一步促使美与艺术之意义的生成和显现。在这里，“‘交织’的意思是它们既共存于同一现象之中，又彼此随意的转换；既从客体反归主体，又从主体反归客体”[8]82。所以，这种“交织”就是一种“自反性”——镜子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2.镜像
通过思考具有“自反性”意义的镜子，梅洛—庞蒂说：“我的身体可以包含某些取自于他人身体的部分，就像我的物质(substance)进入到他们身体中一样，人是人的镜子。”[11]48这是一种理想的视野和心态。在他看来，“我”能够理解“他人”，能够想象他人。但是，这种镜像式理解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或者说有多少把握达到，却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对此梅洛—庞蒂依然很有信心：“至于镜子，它是具有普遍魔力的工具，它把事物变成景象(spectacle)，把景象变成事物，把自我变成他人，把他人变成自我。”[11]48这里的“镜子”当然是“自反性”的隐喻，但自我与他人并非物与镜子关系那么简单，所以梅洛—庞蒂的这种愿望仅仅是一种理想而已。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梅洛—庞蒂依然醉心于知觉与身体的中介、反思、迂回。甚至可以说，在梅洛—庞蒂看来，知觉永远是首要的，唯有借助于此，方可形成此后的连续互动和互逆反馈，也才能达致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共存、融合与共生。
在谈论塞尚的绘画时，梅洛—庞蒂认为：绘画就是镜像，或者是一个镜子。“通过展现它关于沉默意义之肉身本质的、效果相似的梦幻般宇宙，绘画把我们所有的范畴，诸如本质与实存，想象与实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都混淆在一起了。”[11]49由此可见，镜中的自己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却也是一个含混而真的存在，艺术和美就是这样的镜像。艺术通过具有身体意义的“镜子”的反观自照和积淀沉潜，从而揭示出那些潜藏的、自然的遗失和世界的、存在的秘密。因而，梅洛—庞蒂解释道：“艺术不是建构，不是人工技巧，不是与空间、与外部世界的精巧关系。它真正是……‘不发声的叫喊’，‘它似乎是光的声音’。而一旦出现，它就会在沉睡着的潜能的通常视觉中唤醒预先存在的秘密。”[11]75面对现 代绘画和现代社会“深度空间”的丧失和消退，梅洛—庞蒂认为，深度是一种必须找寻的记忆和意识，也是一种关于身体和空间的隐喻。他说：“画面是一种平面的东西，它巧妙地把我们面对着‘以不同方式画下来’的事物时看到的东西给予我们，因为画面根据高度(hauteur)和宽度(largeur)而把它缺少的维度的充分的区别性标记提供给我们。深度(profondeur)是派生自其它两个维度的一个第三维度(troisieme dimension)。”[11]56然而，这一维度却正是我们所欠缺和寻找的秘密所在，也是身体与空间的交互反照之所在。梅洛—庞蒂又说：“空间是自在的，或者毋宁说，它尤其是自在的，它的定义就是成为自在。空间的每一点都存在于或被认为存在于它所在的那个某处，这一点在这里，另一点在那里，空间乃是关于某处的明显事实。方向、极性、包围在它那里都是一些与我的在场联系在一起的派生现象。”[11]58在空间中，“我”首先是以“身体”的方式来审美和生存的。空间的每一点——包括深度——也必将会与我的身体在触与被触、可见与不可见中秘密联结。对于绘画而言，那些表象仅仅是作为一个诱发和引子，它真正的意义和美学价值都在其沉潜之中或者是在其背后。所以，“世界不再通过表象出现在他面前，毋宁说画家仿佛通过从可见者向自身聚集、回到自身而在事物中得以诞生”[11]74。
这样，梅洛—庞蒂就认为：“美感的表达把自在存在给了它所表达的东西，把自在存在作为人人都能理解的被感知物体置于自然之中，或者相反，夺走其经验存在的符号本身——喜剧演员的身体，绘画的颜色和画布，把它们带到另一个世界。”[3]238真正的表达就是一种清晰却又含混的镜像，在其间，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现实的与想象的、有意义与无意义的事物都通过身体和空间得以展现。这种“自反性”的镜像所揭示的，就是自我与自然、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在绘画中，我们通过视觉所获得的一切也都与身体和空间相关，甚至它就是身体和空间本身。梅洛—庞蒂还认为世界与我都是同质的，都来自于所谓的“肉”。这样一来，“由于万物和我的身体是由相同的材料做成的，身体的视觉就必定以某种方式在万物中形成，或者事物的公开可见性就必定在身体中产生一种秘密的可见性”[11]39，所以，美就是一种镜像的神秘和反照，也是一种身体与空间的交相辉映。
3.互逆性
梅洛—庞蒂一直十分看重基于“知觉”的“身体”的中介作用，他说：“每个人都在身体中包含他人，得到其他人的证实。”[13]这意思就是说，自我与他人是互为主客体的，是具有“互逆性”的存在。他还曾经以“握手”为例来谈身体的这种“互逆性”：我的左手握住右手，而实际上右手也在握住左手。他说：“握手也是可逆的，我能在触的同时也确实地感到被触。”[9]175紧接着，梅洛—庞蒂就解释道：“有了可见的和可触的可逆性，向我们开放的东西即使仍然是非身体性存在，但至少也是一种身体间的存在，一种可见的和可触的前定领域，它比我现实之所见的事物延展得更远。”[9]176身体的互逆性导致自我看待世界的视角和范围——那些“不可见的”，其实就在“可见的”身边或背后。
梅洛—庞蒂后来所强调的所谓“世界之肉”实际和他所讲的“身体”一样，是互逆性的，也是暗含隐喻的。他的“‘肉’意味着双向进程，意味着可逆性”[7]234。这种双向进程的互相反馈引导我看待世界和他人，使我触及语言和思想，甚至会升华自我。所以，梅洛—庞蒂说：“我们触及到了肉身的升华，也就是精神或思想。……思想就是与自我与世界，以及与他人的联系，思想因此是同时建立在三个维度上的。”[9]179思想——包括美与艺术都是“世界之肉”的绽露。而在这里，我的视觉——“眼”——就是可见的、直观的、知觉的和身体的；我的思想——“心”——就是不可见的、隐匿的、精神的。美和艺术就是这样的互逆性显现，也是借助于身体与空间处境的变迁和不断“配置”的互逆性涌现。对于梅洛—庞蒂而言，身体和“肉”是互逆的美和艺术，也是含混而互逆的。梅洛—庞蒂不像萨特那样认为语言是透明的，他认为语言是不透明的、含混而互逆的。那么，对于美和艺术而言，他的看法肯定也是相同的。
梅洛—庞蒂坚信身体对心灵和主体意识是具有优先性的，所以他说：“身体对心灵而言是其诞生的空间，是所有其他现存空间的基质(matrice)。”[11]63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对于他而言，美和艺术自然也是身体的、空间的展现，至少，身体具有优先地位。在这种身体的优先（对世界把握和占有）中，我可以主动地通过我的身体感知语言、文化、艺术、他人、自然和世界，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和寻找到深度空间及其秘密。对此，梅洛—庞蒂解释说：“我之所以看到事物各居其位，恰恰因为它们彼此遮蔽对方，它们之所以在我的目光面前成为对手，恰恰因为它们各居其位。我们从它们的相互包裹中认识到的是它们的外在性，在它们的自主中认识到的是它们的相互依赖。”[11]71这就是深度，在这种交织、含混、互逆的身体与空间中，自我不断走向与他人、世界、艺术的融通、共存和共生。
对于画家塞尚而言，深度并非出于精神的审视，而是源于身体经验。所以，塞尚站在画板前长时间“凝视”⑤而不著一笔——他实际正是“通过绘画思考”。而他所“思考”的，其实就是通过“可见的”去发掘身体和空间的深度。“在梅洛—庞蒂看来，塞尚关注的其实是自然和人性的结合，强调的是身体在绘画中的意义，并旨在以绘画这种独特方式实现与自然、与自己、与他人的沟通。”[11]7这些也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找到渊源或相似性⑥。所以，梅洛—庞蒂认为：“可见者的本性就是要拥有严格意义的不可见的衬里，使它作为某种不在场呈现出来。”[11]86美和艺术就是这样的存在方式和深度涌现。
对于梅洛—庞蒂而言，基于知觉，美是身体的和深度空间的，同时也是它们的自我绽露和含混显现。可以说，梅洛—庞蒂的美学其实和他的哲学一样，也是“含混的”⑦，但却是一种试图通过身体和深度空间联结世界、自我和他人的美学。
注释：
①“时空压缩”概念源自于美国学者大卫·哈维(Harvey)。具体可见其著作《后现代的状况》。
②梅洛—庞蒂还提出过“人类学空间”。这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识和背景下提出的，也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深度空间”，但它还是建立在知觉空间的基础之上的。梅洛—庞蒂在谈到这一概念时也语焉不详，或者说论证不力。故而，我们依然还是借助于“知觉空间”来解释“深度空间”。
③梅洛—庞蒂早期强调知觉的身体；中期强调肉身化主体和灵性化身体；后期则将这些合二为一，提出了一个所谓“肉”或“世界之肉”的概念。不过，这些变化并没有多少差距。它们都是建立在“知觉”基础之上的。而且，在梅洛—庞蒂思想中，身体一直就是主体。
④有学者（如莫伟民）就因此而认为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实际就是“我能”的现象学。这本身并没有错，但要注意的是，这种“我能”其实是指以身体为中介，以知觉为基础的主动行为。
⑤塞尚以及大多数画家都认为：万物都在“注视”自己。显然，这种“注视”或“凝视”是双向的、互逆性的。一种持续的神秘和永恒的美感将会穿越身体和空间、自然和世界，并最终在这里自我涌现。
⑥比如，中国古代绘画强调虚实相生、宁静致远、天人合一的境界。往往一幅画并不显得充实、完整，甚至只是寥寥数笔或简单勾画，却是“言尽而旨远”。虽然，塞尚的画和这些在技法、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但在实际的境界理解上我以为却是相似的。进而言之，一切的文学、艺术、美，实际上都是在寻求这种对于身体和深度空间的揣度、体验、把握和绘制上。
⑦这是法国哲学家阿尔封斯·德·瓦朗斯的说法，该看法被认为是对梅洛—庞蒂哲学最为恳切的评价。所以他的这篇文章，即《一种含混的哲学》，被采用作为梅洛—庞蒂早期著作《行为的结构》的序言。
梅洛·庞蒂的生平简介
梅洛·庞蒂1908年3月14日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罗舍福尔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祖父是一位医生，父亲则是一位军官。父亲去世，梅洛-庞蒂和母亲、哥哥、妹妹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封闭的亲密氛围中长大，以至于后来还很迷恋其童年生活。
1926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大学期间，梅洛-庞蒂与年龄稍长的萨特、尼赞、雷蒙·阿隆、伊波利特初步相识，不过只是后来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些结识为日后的诸多恩怨埋下了伏笔。
1930年获得学士学位；获得哲学教师资格证书；1947年开始兼任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出版《人道主义与恐怖》，涉及到马克思主义问题、人学问题等，在苏联问题上保持一种含混姿态：既批判极权主义，又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同时对苏联的许多做法（诸如对布哈林的审判）表示同情。萨特正是在梅洛-庞蒂的这些文章影响下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1951年在第一届国际现象学会议上作了题为《论语言现象学》的报告；开始撰写《世界的散文》，目的是为了回应萨特的《什么是文学》。针对萨特严格地区分散文和诗歌，并且要求文学介入社会和的立场，梅洛-庞蒂认为伟大的散文也是诗歌，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工具。这两个作品以及他在索邦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开始了语言学转向，这不仅深化了他自己的哲学，而且对于整个现象动的进展，甚至对结构主义运动的出现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5年出版其代表性著作《知觉现象学》. 从《知觉现象学》来看，他无疑是胡塞尔现象学最好的解释者，同时也发挥和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天才思想。《知觉现象学》的探讨方式是这样的：以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为整个理解的中枢，然后一方面用胡塞尔发生现象学再去重新解释胡塞尔早期、中期的东西，如还原、意向性等等，认为这两者差别特别大，但是并不一定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合乎道理，合乎理路地突破了意识现象学的藩篱，达到了“身体”的现象学，实际上是身体和意识没有根本区分开的那样一种身－心现象学。他关注的主题是身体与。
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两种去向的争论是什么
我们对当代西方哲学有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似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是两种彼此不兼容的哲学思潮，而且西方哲学家“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属于人本主义，即属于科学主义。这种看法既不确切，也不符合实际。 本文将讨论这几个问题：（1）什么是科学主义？（2）什么是人本主义？（3）反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4）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主线是什么？
一、什么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 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入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一）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在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二）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 ）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三）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四）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五）所以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完全接受这些论点。他们首先否认科学是永恒真理，而认为它是猜测的知识（波普）或得到验证的假说（卡尔纳普）；科学的合理内容不过是经受住反复检验并且通过和其他竞争假说的比较才暂时被接受的（拉卡托斯）；只是整个科学可以说得到了证实，任何个别部分都可能被证伪，但通过内部调整，整个科学仍会被接受（奎因）。否定笛卡尔第一论点的哲学家往往也否定确定性论点；不过不少经验论者仍能以感觉经验的确定性代替理性直觉的确定性。至于否定科学知识可解答一切人生问题的人就更多了。但是，只要当代哲学家继续赞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并且相信科学方法，他们就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例如皮尔士、罗素、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和奎因都是这样的基础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反对派贬斥为科学主义。
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基础主义，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这样，“科学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对基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贬称。那么什么是自然主义呢？
自然主义运动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潮，它所坚持的是一种方的、而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这种方可以同各种本体论（二元论、唯心论、唯物论、有神论、无神论等等）一致。这样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否定有任何事物原则上存在于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外，主张自然界不单是一切自然对象（包括人）的总称，而且是一切自然过程的系统。就其提供科学说明而论，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切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换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原则上是可理解的。理性就是贯彻始终地应用自然方法。 自然方法可简单地归结为：（1 ）通过辨明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原因提出说明；（2）检验这个说明的后果；如果假说真会有什么后果呢？真理仅仅是后果问题。自然方法乃是一类自然对象（即人）对其他自然对象进行操作的方式。
自然界可理解的含义：自然界是规律性的，自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来确立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对象，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构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过程可用自然方法来研究，属于这种方法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范围。 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那一时期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地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自然方法获得的。但是对于科学的任何学说仍可进行无穷的检验，因而任何学说都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并没有永恒真理。 “科学之外无知识”并不是说：人只通过科学研究同自然界打交道。体验世界有各种方式，但认知地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科学的。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方法。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科学对象是真实的；一切自然对象都同等地真实，科学的描述词汇并不能穷尽自然界的实在性。
整个地说，自然界无道德性，除开它的对象中间包括那具有价值并追求价值的人类这一点之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不能够约简为任何其他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一样，是可以应用自然方法来说明的。只有自然方法，而非某种道德直觉，可提供解释道德争论的钥匙。并且道德理论也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可通过检验后果来决定理论的强弱或是否恰当。 在30—40年代，自然主义流行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为杜威、桑塔亚纳（Santayana ）和科恩等。 较近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纳格尔（E.Nagel）和胡克（S.Hook）。以后自然主义被分析经验论取而代之。但是它提出的“科学方法的连续性”问题，仍为当代争论的焦点。
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不管是真理性的还是概率性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
二、什么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至少有两种涵义。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 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 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 ofthe subject）。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 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ection）。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 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 ）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兼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样，方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兼容。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三、反人本主义
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在60年代后期冒出反人本主义思潮，以关于为人本主义奠立基础问题的各种学说代替“主体哲学”。 在著名的德国社会学界的“方争论”（Methodenstreit）时期，认识论各派所提问题都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要旨，意识“为客观性奠基”的工作即是这种关系。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根本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于是“我思”问题的地位降低了，被“存在是什么”问题所取代。当然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之构成、亦即构成那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已领悟存在的人这个举动中先被察觉的，但我们之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主体；它不是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把它唤做“此在”—Dasein，不唤做“我”。它在存在中所属层次较之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要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首先在《图像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提出来，他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在客观性表象确实可靠的这个经验中我们成为主体。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成为存在者本身所指向的中心。但此事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世界已成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画像，一个形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之成为一个形象和人之成为存在者中间的一个主体是同一回事，两个过程是缠在一起的：“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形象，人便愈益坚持自己是主体；世界愈益广泛和彻底地可作为被征服者被利用、愈益客观地呈现为对象，人便愈益主观起来，即愈益坚持己见，对世界的反思、世界的理论便愈益变的理论，变类学；无怪仅仅在世界成为一个形象的地方人本主义的影响日增。 ”〔1 〕海德格尔还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谴责任何停留于人这个存在者而不回溯到存在本身的哲学为欠缺基础的哲学。让我们弄清楚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他要排除的显然不是对人作为最具价值的存在者的尊重，而是有些思想家要使这种尊重的伦理观附着于其上的主体形而上学。 笛卡尔由“我思”推导出“我在”；事实上，“我在”隐藏于已立为最高主体的“我思”里。但“我在”不再是一个命题，它本身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义隐藏着，“我是谁”这一问题最初被掩埋在不确定代名词“一个人”（one）的出现之中， 在直接的自我知识的自命不凡之中，甚至在反思意识的幻象之中。因此，“此在”的分析不停地带着警醒的疑惑态度，不停地发问：“谁在那里？”海德格尔问道：要是“把‘我’作为给定的起点， 万一存在分析（ existential analysis）陷入此在本身所设的圈套， 即以它自身的假明显的和假直接的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圈套，又怎么办？”〔2 〕这种怀疑表明对“谁在那里”这一问题的答复不能具有证据的价值，却只有解释的价值。这个价值本身以怎样解释在那里的这个人同世界以及同他人的关系而定。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破除人本主义，并非为了要破坏伦理和赖以确立的基础，而是为了它们在非人类学的土地上更深和更可靠地建立它们的基础。 在法国对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基础还有另一种攻击，不是从本体论立场发动，而是涉及人文科学中流行的可理解性模式问题。 20 世纪初，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相信适宜于人文科学的理解（understanding）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模式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首先是和原则上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心灵生活。这样，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中含有的理解只能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交际中的最初理解的扩充。因此理解是双重主观的，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 现今由于语言学、心理分析和结构人类学的辉煌发展，另一种可理解性模式已在人文科学中占领主导地位。依照这种模式，理解不再和说明对立，对人类事实的掌握不再依靠自己或他人的意识。这是现在为哲学结构主义广泛采用的符号学模式（semiological model）。 符号学模式是对主体哲学的挑战，因为它从一个和主体的意向目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意义问题。结构语言学有四个公设。第一个公设是语言和说话的分别；第二个公设是历时性从属于共时性的观点；第三个公设是把语言的实质（语音的和语义的）方面化简为形式的方面。语言被消除了内容，便不过是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来下定义的记号系统。结构主义的任何假说的涵义，在第四个公设中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内部依赖关系的自动物（autonomous entity）， 即一个结构。〔3〕这最后一个公设可唤做记号系统封闭性公设， 它概括了所有其他公设。这是向现象学提出最大挑战的公设。依照现象学，语言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媒介，我们用它或通过它使自己朝向实在；对事物有所讲谈，所说的一纵即逝，向它所说的东西流动；它超越自身并在一个指称事物的意向运动中确立自身。依照结构语言学，语言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一切差别都是内在的，而且它是先于说话主体的一个系统。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符号学模式如何使某些哲学家开始走上蓄意反主观主义、反人本主义的方向了。语言自给自足，没有对象，它既不向它会指称的世界开放，也不向会给它注入活力、用它来谈世界的人开放；自我指向和世界指向同时不见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心理分析同语言学携起手来。它对主体哲学的攻击甚至更为激烈。它的矛头直指笛卡尔自信已给确定性找到牢靠的基础所在。弗洛伊德在构成整个意识场的意义景像下面深挖，暴露出那掩饰我们的幻想与幻觉的作用。这样，说明以意识属性的暂时中止开场。它是不要求约简为意识而要意识被约简掉的反现象学。在他谈论“自我”、“本我”（Id）、“超我”的题目中，主体之被逐出又推进了一步。不仅自我的最深底层（Id）是无意识的，甚至最高层（超我）也是无意识的。换言之，无意识的特征不仅是被压抑的具有的，而且是使来自社会权威（主要是双亲权威）的命令和规则深入我们内心的那个复杂过程本身具有的。 再谈关于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合作，这种方重新组合的哲学含义非常重大。要是各种文化现象都被当作符号系统，个人实际经验对于文化现象便像说话主体对于语言现象一样成为不相干的。“人类学把社会生活看做其一切方面有机地相联系的一个系统。……人类学家试图构造模型的时候，基本的动机总是要发现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所具有的共同形式。”〔4〕亲属系统在这方面是一个范例。像语言系统一样，它们是心智在无意识层次上设计出的，所以心智并不是心理主体或先验主体特有的东西。在语言、亲属系统和构成社会的其他一切符号系统中工作的心智是同其创造物合为一体的。它就是制度本身，它就是文化。这是客观知识可能性要付出的代价：思想已经在事物中，在社会事实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如果心是结构，并且结构是在事物中，为什么不说心是一物呢？“既然心也是物，此物的功能在于把其他事物的性质告诉我们。”〔5〕这样， 你就会明白为何斯特劳斯能够这样说：“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把人来构成，而是使人消失。”〔6〕
第四，上述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是从共时性的观点来看基础问题，是从历史抽象出来。但对主体哲学的批评亦可以是异时性的：即以不同方式去消除主体之构成世界的奢望，表明它忽视社会、文化系统的历史变迁以及它们的共时性结构。这就是福柯建立知识考古学的宗旨。它指出每一个知识域（叫做episteme）都有连贯的结构。这样在《词语和事物》一书（英译为《事物的秩序》，1970年）中所研究的三种实在事物——生活、工作、语言，它们在知识史的每一时期都构成一个系统，但由一时期到另一时期则是不连续的和变异的，“这些变异如此突然，以致排除知识的连续性和进步的任何观念……我们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崭新的。这样，考古学抛弃历史，同时也否定那保证历史连续性的东西：由先天性构成的人性永恒性。”〔7〕 至于人本身，不过是在短暂的概念系统中一个正在消失的形象，一个有限物，仅在系统唤起他、为他提供根据和给予他特殊地位的那个时限内真正存在。人原是被笛卡尔哲学和人文科学升格为认识论的实体的。考古学认识论对人本主义的批评同海德格尔“世界画像时代”的批评是很近似的。 当今哲学思潮的根本对立是一方为主体哲学，另一方为系统理论。幸而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以这一或那一方式试图避免这种主体和系统之间的矛盾的研究。
第五，首先是在语言学中并且扩展到其他人文科学的对符号学模型的批评。主要受乔姆斯基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布拉格学派、日内瓦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共同构造一个新模型，按照这个转换语法模型，能力（competence）和表现（performance ）之间的区别不同于语言和说话之间或系统和过程之间的区别。1965年《句法理论面面观》发表以后，乔姆斯基进一步把能力区分为语法能力和语义能力。一旦考虑到语言的意义方面， 就有了一个较之索绪尔的“说话”丰富得多的言谈（discourse）概念了。 索绪尔的“说话”流于变成所有和任何说话者对语言系统偶然地有所履行。作为言谈基础的单位是语句，它不能还原为语言单位的记号。言谈存在于作出论断的行为，这是不能还原为一个系统的记号中间的差别和反对关系的。它必定要指称某些东西，一个世界，也要指称一个说话者，他使用人称代名词来表示他正在讲话。最后，言谈还提到一个对话者：听众。但不仅说话主体的概念被如此处理，系统哲学使之实体化的讯号系统本身也趋于多样化。所谓说话者有口语能力便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在信号中间进行辨别，在适当时机在一定情况下选择出适当信号。这样说话者晓得语言模型中的变异、区别和改变。所以言谈理论开辟对说话主体的新探讨。一方面是Jakobson、乔姆斯基的严格的语言学分析，另一方面是语言行为（speech—act ）理论的哲学分析都向这一途径会合。这些对言谈的分析要求系统和说话主体概念作出平行的相关的修正。 解释学也指出同一方向。人只有靠解释他的潜藏于文献和文化中的人性记号来理解自己。这一想法要求主体概念的根本变革不亚于文本的变革。一方面解释行为所蕴涵的个人自己的间接理解便否认了建立于“我思”之上的一种哲学的直觉主义，并且证明它自己的意义依赖于它在自身之外所理解的意义。另一方面，文本的理解并不以发现其结构由以组成的那些记号为满足，却以把它所指向的世界的形象、存在的方式显露出来而告终。但这一显露又不过是主体遭到废黜的副本，这主体要兜圈子地经由世界的记号来理解自己。这样解释学圆圈便标明系统概念和主体概念的同时抛弃。 以上各种反人本主义，特别是结构主义，坚持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认识论断裂”，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结构主义乃当代科学主义的典型，同人本主义是不兼容的。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则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 目前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人本主义同科学理论的两难困境。其一是返回到梅洛庞蒂的立场：重新掌握在较低于任何理论或实际行为的层次上人和世界的契合这个观念。Dufrenne指出：人的哲学必须承认人同世界相关联是人的特权。但依照梅洛庞蒂的最后哲学，人不再是构造一切客观性的主体。在他未曾构成对象之前，他就已受尽世界的折磨。与此相应，论域不再是自足的。“那描述世界的观念外衣，是染着毒血的衣服，所有真理的纤维把它粘附在世界上，仅仅因为世界把自己的量度尺寸给了人，人才会织造出这些服装。”〔8〕这样， 理论系统之不再本身自足，正如人不再是意义的给予者。必须戳穿双方的狂妄自负，才能够找到主体与客体原来的相互关系。 有人提出另一途径：接受人本主义和科学理论之间的整个分离，但并不因而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这样可以承认一切归于理论、系统，仅仅为了保留最主要的东西：“他人”，他的脸孔，他的言谈。但这被置于总体之外的东西并不是主体哲学的构成性“我思”，它甚至不是“我”而是“你”。并且我的最初出现不是主格的“I”， 而是宾格的“me”，由于同他人靠近而有责任心。既然是这样，形而上学的唯一可能形式便是伦理学。伦理学本身起源于我发现自己处于最易受责难的情况中之时——被当作他人的人质的状态。 这样，当代哲学受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所鼓舞，以各种不同方式试图创造性地架桥连接无一个主体的系统和一个没有真理的主体之间的鸿沟；或则放弃以根本改变对立的关系为代价在较高的综合中调合双方的想法，局限于对这种冲突的不能解决的特性进行反思。在这个困境中，人本主义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自身未奠立基础——有如一个赌注或者一个口号。
四、现代西方哲学的两根主线
从上面所述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并非只有黑白分明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条线，而是五光十色，斑驳多彩。以人本主义作中心而论，一方面有当代人本主义所反对的基础主义认识论和自然主义哲学；另一方面有或从本体论或从方角度攻击人本主义的各个学派，还有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的解释学，最后有试图协调主体和世界，从而避免两难处境的新方向。这样单纯地看到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远远不够准确和全面。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但就现代哲学思潮而论，是否有两根或三根主线呢？也许我们习惯上听到的关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是指两根主线的平行发展或相互反对吧？我觉得把各派主张进行分析，从而归结为两种或三种思潮是可行的。但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来称谓，并且认为两者根本对立、互不兼容，便很不恰当。现在略谈这个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的分野决定于合理性的两个类型或两种模式。其一是批评的、反思的和分析的合理性，其他是思辨的、创新的和综合的合理性。这样，贯穿于西方现代的两大思潮，大致相当于康德谈到的两种哲学。康德就笛卡尔的“我思”问题反复提问四次：什么是我能够知道的？什么是我必须做的？什么是我可以希望的？什么是人？由康德的第一问题导出关于世界的哲学，由其他三个问题导出关于人的哲学。前者对知识进行批评的反思，后者对人的行动作思辨的探索。关于世界的哲学和第一个合理性模式对应，可以叫做“理性和真理的哲学”；关于人的哲学和第二个合理性模式相符，可以叫做“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这两种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平行发展，是相反相成的两大思潮，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史的两根主线。为了解答关于人本主义的争论，现在仅就人的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简单地回顾一下。 从笛卡尔提出“我是谁”的问题开始，批评反思的哲学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思辨综合的哲学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才逐渐显出其重大意义。 笛卡尔的“我”是普遍的非历史性的主体，“我”是任何地域、任何时间的每个人。真正的现代主体（modern subject）和个人有别。在主体那里，意志代替思维、判断代替概念、行动代替知识成为首要的和中心的能力、力量。这一主体成了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代人本主义诞生了。它来源于人性的本体论研究。 英美分析哲学以研究知识问题为主，其对行动问题、人性问题的研究所用方法亦和知识论类似， 例如语言行为理论和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思辨哲学对行动问题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直延续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它所探索的问题是：人的自由必须有何种类?/cn>
梅洛·庞蒂的现象美学
严格地说，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学论著，然而，从根本上看，梅洛—庞蒂在哲学上所做的努力，很多却是极具美学意义的。他的许多论证和解说大量征引了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的知识和素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梅洛—庞蒂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他的美学表现，或者相反。事实上，梅洛—庞蒂从萨特、普鲁斯特、瓦雷里、塞尚、罗丹等人那里所获得的艺术思维和文艺思想的支持并不比他从胡塞尔、海德格尔那里所获取的哲学支持要少，甚至可以说，前者要远远多于后者。虽然梅洛—庞蒂并无意做一个美学家，但这并没有让他的哲学真正走出美学的意味。有论者认为梅洛—庞蒂的哲学实际可以叫做“感性的诗学”——我以为这倒是十分精当的概括。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梅洛—庞蒂的美学和哲学实际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互相“交织”的。
梅洛—庞蒂的美学实际上就是潜藏在他的哲学里的一个梦，也是一种含混却又真的想象。梅洛—庞蒂从“知觉”出发，廓清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知觉”的误解，也重新解放了“身体”。梅洛—庞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那么，哲学作为一门对“世界问题”、“存在问题”的最根本、最原初的把握的学问自然也应该从对身体的思考开始。他以“身体”与“空间”这二者作为中介，不仅将现象学带人到新的时空，而且也使得它的视域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在关于“非思”之“思”的过程中，梅洛—庞蒂十分关注身体问题、语言问题、他人问题。梅洛—庞蒂的美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知觉”与“身体”之上的对于世界、他人之思。其中，“空间”和“身体”就是他的现象学美学的起点。
虽然梅洛—庞蒂对于空间和身体的研究未见得能够真正克服身/心（主/客）二分之难题，但他的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的误解或错觉。空间和身体在梅洛—庞蒂那里，都是以知觉为基础的，梅洛—庞蒂的美学是意图扭转人们对于知觉的误解或滥用，从而真正做到“回到事情本身”。所以，“空间”和“身体”就是梅洛—庞蒂哲学的切入点和美学的起点。
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语言学与艺术
身体性内在地具有一个表现性（expressivité）尺度，这在自我的建构中显得非常根本。而昭现这个事实是《行为的结构》一书中的一个重要成就，并且这一结论在他其后的工作中不断地经受着重新审视。而随着这个表现性的矿脉，他检视了一个化身的主体是如何能够实现超越生物层面的活动，例如智力活动或是文化生活。
因此他认真地研究了作为文化核心的语言，特别是考察了思想和意义的表达，并以对语言的习得以及身体的表现性的分析，以及对于语言的病理学，甚至于对于绘画、电影、文学以及诗歌对于语言的使用的考量，来丰富这一视角。
费丁南·德·索绪尔可以注意到，这个对语言的关注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对于艺术表达方式的考察，如《行为的结构》中有一段关于le Greco的文本（219页起），预示了他在1945年《塞尚的怀疑》中发展出的观点，以及其后《知觉现象学》中的考察。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在索邦大学担任儿童及教育心理学教职阶段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对其哲学和现象学关注的间断，而更多地是其反思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如他在索邦大学的授课纲要所示，他在这个时期通过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通过在费丁南·德·索绪尔的语言学工作中寻求的支持，以及借由调解心理学、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对话而对于“结构”这一概念的工作，维系了一个现象学和其他心理学工作之间的对话。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梅洛－庞蒂对于各种艺术类型（视觉、造型、文学、诗歌等）的关注并不依靠于对美的探询，或是意旨于建立对于艺术的规范性标准。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很难找到解析名著、艺术作品或者艺术家真谛的理论尝试。他的目标首要地是通过那些对艺术家、诗人以及作家的工作的关注而丰富起来的关于表达（langage）的思考，分析那些不变的作为表现性基础的结构。
然而应该同时指出的是，虽然并没有直接建立对于艺术的规范性标准，他还是明确地保持了对原初表达（expression première）和重新表达（expression seconde）的区分。这种区分首先出现在《知觉的现象学》（207页脚注二）并且时常以“被言说的语言”（langage parlé）及“为言说的语言”（langage parlant）的说法被重提。被言说的语言（或次级表达）直接来源于我们的语言积累，来自我们获得的文化遗传，也来自大量符号和意义的关联。而为言说的语言（或初创表达）则是意义的定形，是思想迸发之时、意义到场之时的语言。
而梅洛庞蒂更为感兴趣的是为言说的语言，即原初表达。它也在对于表达（expression）的产生和接受的工作中引起了他的持续关注，这是一个对于行为、意向、知觉以及自由和外因之间关系的综合分析。
玩牌的人，保罗·塞尚对于绘画作品这一主题，庞蒂称画家在创作的时候能够首先酝酿出一个想法然后将其具体化，或者从对材料的处理中释放出某种思想或情感。然而在这二者中，画家的艺术行为都孕育了一种表达，在这种表达中某种意义被呈型。以这个发现为起点，他试图解释那些刻画表现性特征的不变结构，同时将他在《塞尚的怀疑》中所赋予价值的意义的词义限定（la surdétermination sens）纳入考虑。
在需要考量的结构中，对风格这一概念的研究在《间接语言及沉默之声》（Le langage indirect et les voix silence）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虽然同安德烈·马尔罗有一些共识，但他对于后者在《沉默之声》（出版于普雷亚德(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丛书，汇集了出版于1947年至1950年间的四卷《艺术的心理学》）中对风格的三种概念的阐述表示异议。梅洛庞蒂认为马尔罗在这部作品对风格的探讨中，时而使用一个非常主观的视角同化成艺术家的个体性投射，时而却使用截然相反的一个非常形而上学、甚至对于他来说神秘主义的视角，在此风格被联系到一个表述绘画的精神的“超艺术”的概念，而它最后被简化为对绘画风格或艺术流派的指称。
庞蒂认为，正是对这种风格概念的运用使得马尔罗割裂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客观性和他所处时代的绘画的主观性，而这正是梅洛庞蒂反对的。根据他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考虑基本的问题，认识到风格的存在首先是知觉优先的一个要求，这也说明了将历史性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é）维度纳入考虑的必要性。 不论是他关于身体性还是关于语言的工作都为理解表现性而揭示了个体植根于所生存的世界的重要性，而这种植根交织着历史性和主体间性的维度，正是他尽力所要阐释的。作为对于历史和主体间性的探讨之基础，他指出个体在此既非主体，因为他是一个已然成型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网络的一部分；同时个体也并非其产物，因为通过对其之使用，个体介入并影响着这些既有结构，包括有关语言的制度化。他在被任命法兰西学院教职时重新提出的材料中指出，这可以作为他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模型。
莫里斯·梅洛-庞蒂的介绍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年3月14日～1961年5月3日）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义盛行年代与萨特齐名，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知觉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起被视作法国现象动的奠基之作。
梅洛·庞蒂的深度空间
胡塞尔(Husserl)曾经十分关注“内知觉”问题，也做出过界说。只是，对于胡塞尔而言，内知觉并不那么重要。梅洛—庞蒂却认为：“在得到完全阐明的人类知觉中，我们可以找出人类生活的所有特征。”[1]68在他看来，知觉是“首要的”和关键的。由此，梅洛—庞蒂强调说：“知觉的经验指导着我们从此一时刻过渡到彼一时刻，并使我们获得时间的统一性。……任何意识甚至我们对自己的意识，都是知觉的意识。”[1]4-5而在这知觉的意识中，长期被误解的就是空间。
梅洛—庞蒂强调“知觉的首要性”，“无非是让我们始终保持与世界的原初关系，对世界保持惊奇的姿态，而不是到处套用某种理智模式，并因此让世界祛魅”[2]。所以，梅洛—庞蒂坚持道：“知觉不是关于世界的科学，甚至不是一种行为，不是有意识采取的立场，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3]5那么，在这样的基础和前提下，空间及其深度对于其他感觉的优先性和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梅洛—庞蒂说：“空间不是物体得以排列的（实在或逻辑）环境，而是物体的位置得以成为可能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空间想象为充满所有物体的一个苍穹，或把空间抽象地设想为物体共有的一种特征，而是应该把空间构想为连接物体的普遍能力。”[3]310-311这也就是说，在梅洛—庞蒂看来，我们首先要纠正一种错误的看法，要重新将空间放置在知觉的立场下来考察。这样，空间就不再是传统看法里的“客观空间”，而是新的“身体空间”、“知觉空间”。
一般而言，传统空间观要么是经验主义的，要么就是理智主义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空间观，经由牛顿、康德的阐发，并未使我们真正把握空间；柏格森的“绵延”和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的非理性空间观也没有将我们的思想变得清晰。但人们最终基本形成了一种认识，即：“空间是可以变化的，……空间乃是一种秩序——既是一种客观的秩序，也是一种主观的秩序。”[4]15但对于这种秩序的空间，我们的意识并不能够清晰地体验和把握。比如，我能知道对面的山水或物体和我的距离，我也能知晓我所处的位置和他物的位置关系，我甚至还能知道我在世界、他人中的位置，但我并不能真正知道是什么让我如此真切地感知这种空间性，而它们又是如何让我这样“配置(disposition)”了我的空间感的！西方现代绘画和现代社会的“时空压缩”①又让我们所能感知的空间深度正在逐渐消退或逐渐消亡，我们对空间的理解愈加困难。
对于康德(Kant)而言，“空间是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以此使关于外部事物各种位置的表象成为可能”[4]23。很显然，在康德的理智主义下，空间仅仅是一种既定的秩序，不可能更改。现代绘画和后现代绘画首先打破了这种空间秩序。比如，在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中，既定空间秩序和传统透视法就被彻底。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来体验空间及其深度？
梅洛—庞蒂首先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分析深度空间的。他说：“主观的视大小并不是本身不可见的深度的符号或记号，而只不过是表示我们的深度视觉的一种方式。”[3]330我们在实际感知空间中，往往还会产生一种“深度错觉”，这种深度错觉也必然会将我们的感知、体验带离远处的空间深度。所以，相对于平面空间，立体空间的深度会变得很难把握。比如，儿童在绘画中会将他所想的东西全部集中在一个平面上，而不管所谓的立体、对称、透视等等。当然，这并非是要否定或贬低儿童画。我们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对于儿童及其画作而言：“目标是在纸上留下我们与这一对象、这一场面接触的印记，因为它们使我们的目光，潜在地也使我们的触觉、我们的耳朵、我们对于偶然、命运或者自由的感受发生颤动。关键的是留下某种见证而不是提供各种信息。”[5]所以，对于儿童而言，深度空间是不显著的，或者说是模糊的。
我们对于事物、世界、他人不仅需要把握其平面的距离，更需要体验其空间的深度。因此，梅洛—庞蒂说：“深度比其他空间维度更直接地要求我们摒弃关于世界的偏见和重新发现世界得以显现的最初体验；可以说，深度最具有‘存在的’特征。”[3]326相对于平面空间，深度空间既是一种现实体验，也是一种主体自我的重新“配置”或“构造”，也更是一种主体存在的可能性体验。梅洛—庞蒂解释道：“深度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先验的(acosmique)主体思维，而是被理解为一个置身于世界的主体的可能性。”[3]339借助于知觉，自我的空间意识会进一步被重构或加强，对于深度空间的理解也会在自我不断配置中得以完善。所以，“深度不可能来自物体，也不可能被意识规定在物体中；深度显示物体和我之间和我得以处在物体前面的某种不可分离的关系”[3]326。那么，这种关系是自我或主体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也是自我知觉的空间关系之展现。
梅洛—庞蒂曾经分析过几种空间，比如身体空间、客观空间、知觉空间②。但总的来说，梅洛—庞蒂比较强调的是最后一种空间。他说：“对空间来说，本质的东西始终已经‘被构成’，如果我们回到没有世界的知觉中，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空间。……知觉体验向我们表明，这些事实是在我们与存在的最初相遇中被预先假定的，存在就是处在。”[3]321我们若要理解空间，就需要回到知觉，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把空间与身体做连接。深度空间的把握就是以知觉和身体为中介和迂回策略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空间就是身体的感知。梅洛—庞蒂说：“我的身体在我看来不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在我看来也就没有空间。”[3]140
梅洛·庞蒂的知觉身体
很显然，对于主体而言，空间感的形成必然离不开知觉和身体，对空间的把握，实际就是自我处境的调适、配置和重构。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在理解空间、他人和世界的“深度”中是直观的、生存性的、美学化的。梅洛—庞蒂说：“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3]137-138自我身体会不断更改、修正和配置自我的空间处境，从而能够生成新的空间习惯和深度。在这样的过程里，身体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或者说是一个“中介”。梅洛—庞蒂曾经提出过“身体图式”和“身体综合”的概念，尤其是借助于“身体图式”这一概念，他详尽阐释了身体知觉性和空间性及其稳定性。他最终想说明的是：“‘身体图式’作为总体性和统一性既非部分之间的偶然性的、经验性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效果’，也不仅仅是一种‘格式塔’意义上的‘整体意识’，而是一种先天的、能动的综合的能力。”[6]即是说，建基在知觉基础上的身体及“身体图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稳定的，自我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就是依靠知觉的身体和“身体图式”来完成的，它可以不断地自我调适和配置，从而达到最优化的效果。
梅洛—庞蒂还强调：“知觉，是借助身体使我们出现在某物面前，该物在世界的某处有其自身的位置，而对它的破译旨在将其每一细节再置放到适合它的境域之中。”[1]73-74这也就意味着，梅洛—庞蒂始终将“知觉”放置在一个首要和关键的位置。借助于知觉，身体演变为“灵化的”身体，主体也演变为“肉身化”主体。③所以，从宏观角度来看，梅洛—庞蒂的身体就是主体。作为主体的身体，在自我面对世界、自然、文化、他人时，必将又会是一个主动的、能动的身体，梅洛—庞蒂也称之为“我能”。所以，他在《旅程Ⅱ》中说道：“我们以我们的身体实现过渡，这就是我能④。每一知觉都是我的身体的肉体统一的一个环节。……自我与身体的关系不是纯粹主我与一个客体的关系。我的身体不是一个客体，而是一种手段，一种知觉。我在知觉中用我的身体来组织与世界打交道。由于我的身体并通过我的身体，我寓居于世界。身体是知觉定位在其中的场。”[7]167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梅洛—庞蒂的视野和思想中，身体就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或主体。我可以借助于我的身体把握世界、他人，以至文化、艺术；我还可以不断调整自我的视野和身体空间性，从而使我可以更好地感知世界。可以这样说：作为主体的身体既是知觉的，又是空间的，它们相互交织，互为主客体，互为主动性和被动性，从而使“我”合理存在于深度空间和时间里。所以，“与对世界的描述一致，梅氏的身体则是既具有客体性又具有主体性的包括全部知觉在内的现象学上的身体”[8]81。
为了反叛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窠臼和羁绊，梅洛—庞蒂告诫我们：“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3]256他还说：“知觉不是随处产生的，而只来自于身体的深处。”[9]19这就意味着梅洛—庞蒂不仅解放了“身体”，而且还将它安置在了一个更高的话语和空间位置上。因而在梅洛—庞蒂的构想中，“身体的突出是对于纯粹意识的克服，是为了让意识摆脱超然状态。……于是主体不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自然之光，它受制于自然倾向，受制于身体、世界、他人的关系”[10]151。身体和空间的中介和迂回，使主体重新审视自我之处境，使主体重新“配置”自我的“处境的空间”。这既是一种思维和意识的，也是一种视角和视域的转换。
梅洛—庞蒂后期还将身体整合进一个更为宽泛和宏大的“终极”概念——“肉”里。“通过这一概念（‘肉’或‘世界之肉’），梅洛—庞蒂把一切东西都看做是与身体具有同质性的东西。身体、语言、思想、他人、物质，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世界之肉’的绽裂。在这样的观点中，世界成了我的身体的作用场，甚至是‘我的身体的延伸’。”[10]164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就是主体，就是“肉”——世界也是“肉”。这些同质的“肉”向每一个身体和空间“绽露”和“显现”。在这样的过程里，自我的深度空间就会形成，自我对于世界、他人的看法和理解也走向“共生”与“共存”，自我与文化、艺术的关系，也在这里不断走向深入和融合。因此，由于我的身体与世界是由相同的“肉”构成——即同是一个知觉者，所以我会在与世界的不断“交织”和“参与”中认识和超越它，最终达到“共生”与“共存”。
